“林鳳的下落，我們也打聽到了。”
就在李錦話音落下時，還在低頭看著手里馬尼拉城防圖的鄧子龍猛然抬頭看向他，不確定的問道：“你說什么？”
“鄧將軍，林鳳的下落，我們在馬尼拉城打聽到了。”
李錦只好重復一句道。
“在哪兒？”
這次聽清楚了，鄧子龍馬上追問道。
“彭加絲蘭海灣。”
李錦按照習慣，以西班牙人定下的地名，只是簡單音譯下就告訴了鄧子龍，自然是聽得鄧子龍一頭霧水。
見對方的表情，李錦也知道自己解釋不清楚，于是就讓陳振龍來說。
“就是據(jù)此地南面，大約百余里處的一個海灣，那里有條河流入海。
聽夷人說，林鳳帶人在此地筑城，叫什么玳瑁城......”
陳振龍把從馬尼拉打聽來的消息告訴了鄧子龍，隨即鄧子龍臉上陰晴不定起來。
這個情報，很重要。
此時，在陳振龍心中，已經(jīng)肯定了李錦帶來消息的重要性。
林鳳在呂宋島上占據(jù)了一塊地盤，只要明軍能夠占領這里，是不是可以認為那就是屬于大明的領土？
如果說一開始他并不明白此行的意義，但現(xiàn)在當然就不是了。
魏廣德在書信里已經(jīng)說得明白，想要在呂宋擴地，奪占一塊屬于大明的飛地，亦如同舊港般。
此地，最后肯定也會交給南海水師經(jīng)營，成為水師在南洋的一處重要港口。
“玳瑁城，呵呵，不錯。”
鄧子龍不由得暢快大笑道。
不過隨即，他馬上就收起笑容。
他已經(jīng)意識到事情有些不對，李錦能從馬尼拉打聽到消息，那說明夷人已經(jīng)知道了林鳳的下落。
“夷人是怎么打算的？”
于是，鄧子龍當即問道。
“夷人已經(jīng)召集了五百名士兵，還訓練了兩千多當?shù)厝耍瑴蕚溆柧毢煤缶统霰鴩肆著P。”
李錦馬上就答道。
“有沒有具體時間。”
雖然這個問題有些強人所難，但鄧子龍還是問道。
“夷人并沒有透露，他告訴我還需要幾個月時間的訓練。
不過，在我們返航的路上，看到了夷人訓練的藩兵，已經(jīng)有些樣子了。
我以為，夷人動手的時間不會太久。”
李錦馬上就說道。
“他們召集了這么多人？”
聽到近三千人的軍隊，鄧子龍不由得皺起眉來。
“鄧將軍，其實不必擔憂。
據(jù)我所知，他們在馬尼拉城里一共就這五百人，進攻林鳳，不可能全部都帶上，應該是兩千多藩兵和兩三百夷人組成的軍隊。
畢竟，對他們來說，馬尼拉城更加重要。”
李錦開口說道。
鄧子龍聞言點點頭，表示了認可。
他現(xiàn)在需要做兩件事兒，一是盡快把消息傳回大明，讓提督大人得知。
二就是得想辦法阻止夷人占領玳瑁城，最起碼要由明軍占領這里。
雖然他只帶了十條戰(zhàn)船過來，士卒也不多，可這個事兒上，還真不能含糊，必須亮出大明的戰(zhàn)力。
否則，一旦夷人擊破玳瑁城，魏閣老籌謀的呂宋攻略就徹底失敗了。
他并不知道，此時為了在京城得到內閣和六部掌部的支持，魏廣德私底下已經(jīng)做了不少工作，就是為了讓他們支持這次軍事行動。
對于魏廣德來說，他只要掌握大方向，任手下將官自由發(fā)揮，最后能達到他要的結果就好了。
就在鄧子龍思考對策的時候，李錦又湊過來，一臉諂媚的說道：“還有個好消息要讓將軍得知，我們已經(jīng)從夷人手里搞到了甘薯藤，據(jù)說這東西栽種下去就能活。
只是我們不知道帶回去能不能種活，畢竟這東西以前沒種過。”
“好，很好。”
這個消息如果在以前，鄧子龍一定會很高興，可是現(xiàn)在他需要思考應該如何應對夷人可能對玳瑁城的進攻，自然就只能先把此事放在腦后。
“甘薯藤你先帶回去，找人種種看，要是能成活，你功勞很大，此事我也會稟報朝廷的。”
鄧子龍只是敷衍了一句，還是在思考玳瑁城的事兒。
不過話落到李錦耳中可就不同了，他只是以為眼前的鄧將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，可聽他這話，貌似不是這么回事。
不過他也看出來了，此時的鄧子龍無心和他說其他。
好吧，他能理解。
“你們是打算繼續(xù)返航還是怎么？”
好一會兒，鄧子龍似乎才想起他們的存在，開口問了句。
“我們把消息傳遞過來，自然是要離開了。”
李錦只好說道。
“回去好好種甘薯藤，回頭會有朝廷的人來找你。”
鄧子龍只是說了句，很快就派人把他們送下船去，任他們返航。
“東家，貌似鄧將軍對林鳳更有興趣。”
回到自家船上，陳振龍才小聲說了句。
離開前，他已經(jīng)把彭加絲蘭海灣的位置詳細告訴了明軍，按照他的法子應該能很快找到地方才是。
“算了，別管這些，我們還是盡快會月港吧。”
李錦回頭看了眼逐漸遠去的水師戰(zhàn)船，說了句。
很快，兩條大福船就掛起風帆，借著風力向大明駛去。
而此時的鄧子龍座船上，他已經(jīng)召集了手下將官，研究該采取何種行動。
畢竟，他們擅自行動的話，必須一并和情報送回，讓水師提督俞大猷得知。
“回大明搬兵已經(jīng)來不及了，不如直接聯(lián)系呂宋島上那些部族首領，讓他們召集軍隊隨我們作戰(zhàn)。”
有將官說道：‘我記得，用我們的印信，是可以從朝貢國調動一些兵馬的。’
聽到他的話，鄧子龍低頭略微思索就輕輕搖頭。
此時明朝在傳統(tǒng)朝貢范圍內擁有極大的影響力，在條件允許下，即便是哨官這種下級武官，也可以手持印信，在朝貢國家中調集軍隊。
不過，這個印信，可不是說的他們身上的那些證明武官身份的東西，如令牌好印信一類的東西，而是軍令旗牌，也就是調動軍隊，需要有軍令和調兵令牌，也就是過去所謂的虎符。
虎符是我國古代用于傳達命令、調兵遣將的兵符，因其形似老虎而得名。
虎符由左右兩半組成，各自的銘文完全相同，右半由朝廷保存，左半則發(fā)給統(tǒng)領軍隊的將領，調動軍隊時，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將符兩半相合，方能調兵。
不過到了大明，已經(jīng)不講虎符了，而是憑兵部行文和將官令牌調兵。
如果是在邊鎮(zhèn)調兵，則需要兵部公文和總兵官的令牌，而在內地行省，只是都指揮使大人的調兵令。
這樣的調兵令牌，其實俞大猷手里也有，他的職位可是和都指揮使平級，不受東南各省都指揮使司管轄。
只是可惜，他們出來可沒有預料到會發(fā)生這樣的事兒，自然不會把調兵令牌交給他。
“大人，要不就用我們的印信試試？
這呂宋所謂的王，都多少年沒去過大明，想來對大明給他們立下的規(guī)矩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
雖然我們如此行事逾矩，可也是沒辦法的事兒。
否則，單憑我們這幾條船，根本不可能剿滅林鳳集團，攻占......玳瑁城。”
另一個將官開口說道。
先前，鄧子龍已經(jīng)把他的意思都告訴了手下眾將，他們也知道需要由大明攻占玳瑁城。
雖然不知道這背后有京城那邊的操作，只以為是俞大猷的意思，畢竟剿滅林鳳海盜集團的功勞可不小。
他們作為軍人，自然也是想要立功獲賞的，自然要想法設法完成任務。
雖然他們這里有十條戰(zhàn)船，但是其中一條蜈蚣船是作為傳信工具，聯(lián)絡信息用的。
這邊一旦定下來方案，蜈蚣船馬上就要起航返回大明，把這里發(fā)生的事兒稟報俞大猷得知。
所以，實際上他們能留下來的戰(zhàn)船，也只有九條。
至于為什么不考慮征用李錦的兩條商船，還是算了吧，他們船上幾乎就沒多少武備，水手也不過百人，留下對戰(zhàn)事沒有什么意義。
甚至，為了防備，還要分出人手盯住他們。
對于海商，特別是那些水手，大明水師是時刻保持著警惕的。
要知道，大部分船民，當初其實或多或少都參與過倭寇團伙，誰知道其中哪些人和林鳳海盜集團有聯(lián)系。
到時候要是背后捅上一刀，貌似更危險。
而且，鄧子龍其實也收到過消息，那就是海上多少還是和海盜有聯(lián)系，畢竟他們要跑船，難免不和海盜遭遇。
若是一直給人送買路錢，念及細水長流，海盜一般也不會打劫送錢的海商。
畢竟一旦動手，那就是要死人的。
能白得物資和銀子，誰又愿意拼著身家性命去博這一下。
這也成為大明所有海商內部的一個潛規(guī)則，那就是交好那些海盜，按時交上買路錢，生意才能做得好，財源廣進。
而這樣的潛規(guī)則，一直持續(xù)到明末。
應該說，雖然嘉靖朝的海盜，或者說倭寇很猖獗，但是其實力，終究還是比不過明末大海盜鄭芝龍的。
在崇禎元年九月，感受到明朝朝廷的一番誠意后，鄭芝龍表示以“剪除夷寇、剿平諸盜“為己任，歸順了明朝中央政府，詔授為福建巡撫熊文燦手下的“五虎游擊將軍“。
于是，鄭芝龍坐鎮(zhèn)閩海，為明廷守備沿海以防海盜、倭寇和荷蘭人進攻時，所率部眾就達三萬余人，各類戰(zhàn)船千余艘。
別以為汪直、徐海這些大倭寇實力是不是比鄭芝龍還強大，都有好幾萬人的規(guī)模，這個數(shù)字其實是虛的。
因為，十萬之眾的數(shù)字，包含不少依附在他們羽翼下的倭寇團伙，他們名義上聽從命令，但更多的時候還是各自為政。
而其中實力最強大的倭寇也就是汪直，手下真正的嫡系也不過三萬人，和鄭芝龍實力在伯仲之間。
不過，鄭芝龍的艦隊戰(zhàn)斗力更強。
都知道，倭寇擅長陸戰(zhàn)而不擅長海戰(zhàn)，汪直、徐海肆掠的時候，正是東南沿海海防空虛的時候。
若是當時俞大猷能夠整頓浙江衛(wèi)所水師，御倭寇于海上，倭亂也未必會那樣蔓延整個大明沿海。
而鄭芝龍的時代，其部下已經(jīng)徹底蛻變成海盜集團，強于海戰(zhàn)，陸戰(zhàn)對上疲弱的衛(wèi)所兵，戰(zhàn)力也是不俗，但也就那樣。
所以，鄭成功那會兒，帶著數(shù)萬軍隊，依舊被滿漢八旗輕易擊敗。
也就是仗著戰(zhàn)船炮火的犀利，才能讓鄭家偏安一隅，勉強守住臺灣。
至于收復臺灣，好吧，那是因為破釜沉舟沒了退路，二就是島上荷蘭人太少，在那個信息傳遞慢和交通限制的年代，慢慢磨死他們。
而鄭家能打造出這樣的海盜集團，靠的可不是自己走私經(jīng)商賺取財富，也包括其他海商送上的買路錢。
要知道，那時候鄭芝龍給每條海船開出的保護費高達三千兩銀子，只要給銀子，就可以獲得他的令旗。
有了令旗，商船就可以橫行在東亞海域而不用擔心被海盜打劫。
甚至，就連當時的“海上馬車夫”荷蘭，為了商船在東亞海面上的平安，也得掏銀子從鄭芝龍手里買令旗。
有了大筆銀錢的收入，讓鄭家在明末成為東南沿海當之無愧的第一家族，靠的可不是明廷封的官職，而是手下已經(jīng)膨脹到十萬規(guī)模的水師船隊。
而獲得這一切的根源，則是史書上記載很少的料羅灣海戰(zhàn)。
此戰(zhàn)，鄭芝龍指揮手下幾乎所有重炮戰(zhàn)船和明廷福建水師參戰(zhàn)，而對手則是國力蒸蒸日上的荷蘭艦隊和劉香海盜集團。
料羅灣海戰(zhàn)是一次明朝對荷蘭殖民者的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爭，鄭芝龍廣泛吸取西方海軍的先進經(jīng)驗與技術，組建強大的水師，首開東方國家在海戰(zhàn)中擊敗西方殖民國家的先例。
而對比于西方殖民擴張的歷史，指揮料羅灣海戰(zhàn)的鄭芝龍及其鄭氏家族正是中國海商勢力的代表，海盜出身的他們擁有獨立的軍隊和獨立的勢力范圍，甚至可以直接在海洋上與西方殖民勢力交鋒。
他們的發(fā)跡歷史，恰恰是西方無數(shù)海商勢力發(fā)跡歷史在中國的翻版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鄭氏艦隊的壯大以及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打擊，是中國人跳出大陸思維，開拓萬里海疆的開始。